论中国百年来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追求、坚持与发展

发布日期:2022-03-10 09:14   来源:未知   阅读:

  回顾中国百年光辉历程,中国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实际和世界发展形势,创新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

  内容提要:回顾中国百年光辉历程,中国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实际和世界发展形势,创新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无论是在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始终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又从中国实际出发,与时俱进地创新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过渡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发展理论等,为继续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创新发展提供重要启示。

  回顾党的百年光辉历程,中国百年来既坚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实际和世界发展形势,将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形态推向实践形态,又从新的实践形态推向制度形态,创新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习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习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何以焕发出强大生命力,彰显其无比的制度优势呢?要解开其成功密码,需要从中国百年光辉奋斗历程中来探寻。

  中国对中华民族历史任务勇敢担当,对社会主义和理想社会执着追求。中国自诞生那一刻起,就坚定地选择了社会主义和作为自己的崇高理想。无论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是低潮还是高潮,都始终矢志不渝追求社会主义和,从未动摇或放弃,并把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改造旧中国和建设新中国的强大思想武器。100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并不断地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结合起来,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不断把科学社会主义推向前进,扩大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彰显其强大的生命力。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先后经历农民阶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但均未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驱们率先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在上海宣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的诞生。中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就自然落在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政党身上。中国成立之时,就把实现的理想作为奋斗目标。在党的一大上通过的《中国的纲领》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确立为党的纲领,旗帜鲜明地提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消灭私有制。党的二大进一步确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中国成立后,在全国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迅速掀起了工人运动的高潮。林祥谦、施洋、李大钊等一批人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运动中用自己的行动、鲜血乃至生命诠释了坚守和社会主义理想。“坚守理想”之所以成为伟大建党精神重要内容,是因为中国的先驱们在创建中国的过程中始终把作为崇高理想来追求,也正是由于有了对崇高理想信仰的追求,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才能始终团结带领人民克服前进道路上的重重困难,坚定地朝着社会主义、目标前进。

  在大革命时期,广大员胸怀理想,有力地推动工人运动、农动和北伐战争的蓬勃发展。一是中国在革命斗争中始终保持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党的三大通过的《关于国动及问题的议决案》,虽然决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但同时保持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二是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地领导工人运动和农动。中国在成立后不久就迅速掀起了工人运动的高潮,党领导的农动也风起云涌,有力地打击了反动统治集团,支援了北伐战争。三是员在追求理想时不怕流血牺牲,体现了坚定的革命意志。例如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慷慨陈词:“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在临刑前大义凛然地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在革命根据地开始尝试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践探索。一是进行“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赋予农民土地所有权和买卖、租佃相对的自由权”。二是进行了创造新型政权的伟大尝试。中央苏区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其他苏区纷纷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建立了党的领导制度、苏维埃代表会议制度、行政制度、苏维埃政权选举制度等。三是把科学社会主义原则贯彻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卫生建设等领域中。例如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确立党对一切领域的领导;开展经济建设,成立劳动合作社,探索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颁布了《婚姻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等法律法规,提高妇女地位,同时积极发展科教文卫事业,把自由平等、人民幸福等科学社会主义理念和原则贯彻到社会生活实践中去。

  在全民族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更加自信自觉地坚定社会主义和理想信念。一是在全民抗日战争时期的任何情况下都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坚决反对王明“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承认是领导的优势的力量”等错误做法,始终坚持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战。二是在严酷的革命斗争中始终不放弃社会主义和理想。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阐明了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纲领,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三是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延安整风运动。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但是许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却把它看成是死的教条,这样就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四是坚持以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指导抗日根据地建设,争取一切抗日力量,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例如采取了“三三制”“豆选”等方式进行政权建设,获得广大爱国同胞的拥护。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以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为指导在解放区开展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建设,尤其是实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使9000多万农民获得了土地,为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摆在中国面前。虽然在理论上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在实践中有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可供借鉴,但是中国并没有完全照搬照抄,而是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积极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艰难的探索中将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形态推向新的伟大实践。

  第一,坚持中国的领导,建立和巩固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夺取国家政权成为执政党后的中国,首先面临的严峻考验是如何坚持人民民主政权,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存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对外面临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颠覆破坏和武装挑衅,对内面临着不甘心失败的反动势力的反扑和破坏。在这种革命形势下,中国加强党对政治经济各领域的领导,通过开展“三大改造”“三反”“五反”、抗美援朝等,对外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击退到朝鲜“三八”线以南,粉碎了美帝国主义企图侵占朝鲜并进而侵入我国的狂妄计划。对内和平解放西藏,政治经济形势迅速稳定,人民民主政权进一步巩固,文化教育事业得到恢复和发展,党的领导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第二,立足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具体实际,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如何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既学习苏联,但又不照搬苏联模式,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又结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实际,制定了符合我国国情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实施了“三大改造”,完成了几千年以来中华民族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确定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时,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的要求,大力发展生产力,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指出的:“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经过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到1957年年底各领域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奠定了初步基础,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使新中国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初步建立起一套工业体系。实践再次证明,中国面对国内外严峻的革命形势,立足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具体实际,圆满地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使古老的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第三,立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具体制度。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虽然没有完全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可以借鉴,加上当时国内国际形势异常严峻复杂,明确提出,将党的工作重心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移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问题上来,向自然界开战,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党的八大宣布,今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后又逐步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虽然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经历严重曲折,但中国始终没有放松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动摇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制度,确保国家政权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始终没有改变,社会主义事业总体上向前继续发展。正如习所指出的,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

  中国在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开创、捍卫、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了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不管国际国内形势如何变化发展,中国始终高举科学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第一,在改革开放中毫不动摇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之初,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问题、姓“资”姓“社”的问题等一直困扰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针对这些制约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层次的问题,于1992年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南方谈话,旗帜鲜明地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并以“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厘清了姓“资”姓“社”的争论问题。阐述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等观点,这些观点破解了长期制约经济体制改革的旧观念和旧思想。南方谈话帮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冲破了思想禁锢,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西方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不利影响。曾在一段时间,国内外的新自由主义者及受其影响的人大肆鼓吹私有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旗帜鲜明地高举科学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化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坚持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在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等经济风险中,国有经济发挥了经济压舱石和发展引擎的作用。

  第二,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建设。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也取得了伟大成就,但是党也面临“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等“四大考验”和“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等“四大危险”。为此,中国旗帜鲜明地坚持治国先治党、治党必从严,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建设,开创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坚决排除各种干扰,从容应对关系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一系列风险考验,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障,进一步巩固了中国的执政地位,保持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本色,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理论。

  第三,在改革开放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随着对外开放日益扩大,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影响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历史一再证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始终没有放弃对我国的和平演变,没有放弃把中国作为他们的附庸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企图。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也从来没有停止过。20世纪80年代“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异常激烈。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苏联一夜之间土崩瓦解,举世震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一度陷入低潮,国际上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大肆抹黑我国社会主义,极力鼓吹“中国崩溃论”。进入21世纪以来,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加复杂激烈,敌对势力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抹黑党的领导,否定马克思主义,肆意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面对国际国内复杂形势,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改革开放初期,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创立了理论,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谷时期,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决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成功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新世纪新阶段,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始终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从新的伟大实践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一步巩固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第一,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聚焦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将改革开放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彰显出显著的政治和制度优势。

  深化对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的认识。习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始终坚持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支持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使我国国民经济在国际风云变幻的惊涛骇浪中平稳运行,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焕发出强大活力。

  深化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一方面,政府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立足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新发展理念,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积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牢牢掌控国民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另一方面,深化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坚持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增强市场主体活力,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彰显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显著优势。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的成果,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第二,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巩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深化对执政规律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勇于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风险挑战和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突出问题,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制度上等方面根本扭转了党风、政风,进一步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成为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领导14亿多人口、并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70多年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深化了对巩固执政地位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作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核心力量得到进一步加强,更具有全面性、系统性和整体性。进一步深化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确立习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深刻认识到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政军民学,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揭示了中国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深化了对巩固执政基础的认识。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坚守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始终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最大政治优势。从精准扶贫到精准脱贫再到决战脱贫攻坚,从温饱不足到整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无不彰显中国执政为民,进一步深化了对巩固执政基础的认识。

  第三,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推进理论创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全面系统地深化了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成功实践,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和贡献,为解决人类发展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习总书记在庆祝中国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百年来始终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从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出发,在苦难中顽强奋斗寻找中国革命道路,在筚路蓝缕中发奋图强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在改革开放中开创、捍卫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了强大生机与活力,为科学社会主义丰富和发展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深入研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方国家的国情及阶级矛盾状况,提出了“暴力革命论”“社会主义革命论”“共同胜利论”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提出了“一国胜利论”和形成了革命“城市中心论”的思想,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在早期革命斗争中,中国坚持革命“城市中心论”,发动城市工人革命运动,使工人运动迅速风起云涌。大革命失败后,中国起初也试图坚持革命“城市中心论”,在城市建立革命政权后把革命浪潮推向全国,最后武装暴动夺取革命胜利。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一系列武装革命先后遭受严重的挫折后,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开始探索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基础上,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开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这是中国对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创新发展,从突破“城市中心论”开始。

  1927年10月到1930年1月,在总结井冈山等革命根据地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在理论上对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刻的论述和回答,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这是中国对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创新性发展。

  在土地革命时期、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在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基础上,在革命的依靠力量、革命政权的创建和巩固等方面创新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一是在全民革命依靠力量上,创新发展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以工农联盟为革命主力的理论。在农村革命根据地中,依靠农民阶级,充分发挥农民阶级革命主力军的作用,把农民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培养成为具有觉悟的员,这是中国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又一创新发展,对以后亚非拉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是在革命政权建设上,中国在土地革命时期,采取了党领导下的苏维埃制度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进行民主选举,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实行工农民主专政。在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采取了“三三制”和民主选举制度,创造了“票选法”“豆选法”“画圈法”“画点法”“画杠法”等独具中国特色的民主选举方式。这些探索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三是在经济建设上,土地革命时期,在经济上实行“打土豪、分田地”,探索建立农民合作社,建立生产、金融、贸易制度,对发展科教文卫等各项事业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延安时期提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给自足的政策,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并根据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实行了“精兵简政”政策,减轻人民的经济负担。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党的主要工作是进行革命战争,但在有条件的解放区进行了土地改革,初步进行了经济建设。这些探索丰富和发展了在领导下以经济建设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理论。

  四是在党的建设上,中国在革命斗争中,逐渐摆脱了共产国际的神圣化和教条化的束缚,通过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等各项建设,进行党内整风,大力弘扬革命精神和党的宗旨,促进党和军队的革命化,探索了在以农民为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建设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问题。

  2.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探索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过渡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过渡理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之间存在一个转变时期。在《宣言》中,公开宣告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通过无产阶级专政采取革命措施消灭旧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最终进入无阶级社会,无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也随之消亡。但随着研究的深入,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要经过长期的生产力发展才能进入无阶级、无国家、无政党的第一阶段,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向过渡的观点。马克思通过对俄国革命的研究,提出了“跨越论”,认为由于俄国存在“农村公社”及俄国革命具体形势等原因,可以跨越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关于落后国家也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对东方国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列宁在革命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过渡理论,认为从旧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即使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无产阶级专政也只能继续坚持和巩固,直到进入社会高级阶段才会走向消亡。

  第一,中国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渡理论。中国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出发,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就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对国家的前途等问题作了系统的回答。他指出,中国革命可以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第一步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是在这个基础上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使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1949年9月通过的《共同纲领》确定了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各项方针政策。1952年年底,中国根据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根本遵循。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即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常被称为“一化三改”。除了新民主主义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和三大改造理论也成为过渡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工业化方面,中国借鉴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做法,但也认识到了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的错误。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在对农业进行改造方面,在废除土地私有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互助组再到初级社、最后到高级社的合作化道路,把农民个体经济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对手工业的改造方面,采取合作化的形式和逐步过渡的步骤,从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发展为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再发展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除没收官僚资本、买办资本的财产收归国有外,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采取了“公私合营”“手工业合作社”的形式,实行有偿赎买的政策,使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

  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探索中,不仅在理论上论证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而且在实践中仅用七年左右的时间就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顺利过渡。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既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向无阶级、无国家、无政党的社会过渡,也没有像列宁认为的需要一个很长时期才能过渡成功。无论是在过渡的内容上,还是过渡的形式及过程上,中国总体上避免了苏联过“左”过激的做法,在实践中形成由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过渡时期总路线思想、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三大改造理论等组成的过渡理论,这是中国对马克思主义过渡理论的创新性发展。

  第二,中国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国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了向社会主义过渡之后,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就是继续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坚持领导的理论基础,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志。马克思把无产阶级专政看成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政治条件,也是阶级社会进入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社会的必要条件。列宁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认为旧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后,仍需要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国家,需要加强政治、经济、文化和党的建设等各项建设。

  中国继承了马克思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同时又发展了苏联工人阶级专政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创新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深刻阐述了什么是人民民主专政、为什么选择人民民主专政以及如何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问题。在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中国高度重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极大地激发和鼓舞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丰富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内涵,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建设和党的建设的方方面面。政治上,提出党领导一切的同时,实行多党合作制,国家大政方针采取广泛协商的方式确定,提出发展人民民主,加强人民对党和政府的监督。经济上,用无产阶级专政确保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主体地位,实行党领导下的计划经济。文化发展上,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社会矛盾的认识上,党的八大提出了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虽然在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也走了弯路,但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艰苦探索中为创新发展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3.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

  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的第一阶段带有旧社会痕迹和弊病,例如在第一阶段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由于实行等量交换的按劳分配原则,还存在着类似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的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法定权利。这就需要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采取一切手段迅速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以便消除天然的特权和事实上的不平等,实现劳动者真正的联合和解放。也就是说,社会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创造无产阶级解放的现实条件,尤其是生产力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观点可以凝练为消除旧社会的痕迹和弊病,实现劳动者的自由联合和解放。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观点,而且明确第一阶段为“社会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仍然存在无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其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列宁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两个著名公式都与发展生产力有关,即“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和“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这里的指的是第一阶段)。可以认为,列宁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也是以发展生产力为核心的,符合俄国的发展状况。但在列宁之后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斯大林开启了把集体化、国有化、工业化的指标当成社会主义因素的先河,并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逐渐教条和僵化,这种把实现社会主义的形式和手段当成社会主义本质的思想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一,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本质论。中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在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解决了旧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问题,并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但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没有彻底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本质问题,也存在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偏差,成为制约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障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继续高举科学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和列宁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进一步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深化了中国人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在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指导下,中国围绕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突破了西方国家重市场轻政府的理论,摆脱了新自由主义的干扰,把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结合起来,成功地走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道路,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二,中国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有三个阶段,即过渡阶段、第一阶段、高级阶段。列宁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把第一阶段命名为社会主义阶段,而且认为社会主义本身也有不同的阶段,存在不同的发展和建设任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在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段论的基础上,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进行了新的探索。指出:“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涵:一是进一步明确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二是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因此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并从我国人口结构、工业发展水平、地区发展状况、科学教育文化发展等方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概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确定了正确的历史方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提供了指南,为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根本遵循,为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4.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伟大实践中对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顺应时代发展,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科学思想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第一,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的国家是人类社会最后一种国家形式,是一种向无国家的社会过渡的国家形态。当国家采取各种革命措施消灭了旧的经济基础之后,国家的历史任务也就完成了。列宁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国家。各国夺取政权后普遍突出专政的色彩,采取管理国家的思维方式。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明确提出了“国家治理”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把国家管理理论发展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习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解决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运行机制成熟定型的历史难题,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实现路径上,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法治与德治相结合、运用科学技术手段、进行国家机构改革等新思路新举措,取得了实践上的重大突破。中国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和实践方面,探索建构了不同于西方的话语体系和实现路径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是当代世界国家治理理论的新发展,丰富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第二,提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党的建设理论主要是在严峻复杂的斗争中产生发展的,主要围绕着怎样建设一个先进的工人阶级政党来推动党的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国长期执政的战略高度上,提出了一系列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一是首次提出中国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习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中国是执政党,党的领导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根本点,绝对不能有丝毫动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的一般特征或本质特征作过经典的概括,但没有对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进行概括。中国首次从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本质的关系的高度,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同时,又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领导,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一切非社会主义区别开来。二是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2014年10月,习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提“全面推进从严治党”。2014年12月,习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指出,“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将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到一个全新的战略高度。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充分展现了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和信心。全面从严治党既是解决党内突出问题的需要,也是打造一个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先进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需要。三是首次提出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事关统揽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历史上党的建设的主要内容由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制度等各项建设组成。党的十九大突出强调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确立为党的根本性建设,这是中国对执政规律的新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新发展。

  第三,提出了生态文明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说。马克思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自然是“人类之母”,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提出了丰富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思想。

  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习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许多重要特征,其中之一就是我国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把这一重要理论体系确定为“习生态文明思想”,并且把生态文明的“绿色发展”融入“新发展理念”,把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挥棒、红绿灯。同时,中国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党的基本路线中增加了“美丽”一词,凸显了生态文明建设在党的大政方针中的重要地位。中国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哲学思考发展为一种现代化理论,开拓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领域,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说。

  第四,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在批判和继承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的基础上确立的。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历史发展到近代以后各个民族和国家通过交往而联结成一个整体的结果。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从根本上说是社会生产力和交往关系发展的结果。世界历史时代是由资产阶级开辟的,是资产阶级代表的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向全世界扩张的过程和结果。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促进了世界的普遍交往。但在资本的逻辑下,这种交往具有“双刃剑”的性质,资本的全球扩张,一方面使非西方地区可以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但另一方面资本主导的交往把资本主义的弊端带到全世界,加剧阶级的分化和对立,扩大西方和非西方的差距。20世纪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成立后,一度与西方世界形成对峙的格局,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和走向。

  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全面扩大开放,积极主动融入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格局,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但西方国家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敌视心理不断增长,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使中国国际环境日益复杂多变。但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渴望。2013年,习从顺应历史潮流、增进人类福祉出发,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理念适应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要求,反映了各国人民的心声,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欢迎和认同,并被写进了联合国重要文件。在价值取向上,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把世界看作利益紧密相连、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汇聚了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繁荣向往的最大公约数。在思维方式上,摈弃了西方对立、对抗的思维方式,代之以合作、共赢、共享的新思维方式。在交往方式上,强调不以意识形态划分敌我,不管国家大小坚持平等交往、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在贯彻落实上,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强化上海合作组织合作机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等措施,搭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交往平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西方国家“资本优先”“本国优先”的发展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重大创新。

  100年来,中国始终如一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在艰难曲折中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正如习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坚持中国领导是我们党百年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根本启示,是接续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政治保证。习指出,“中国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的坚强领导为不偏离科学社会主义方向提供了根本保证,确保沿着科学社会主义正确方向前进。

  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必须加强中国的全面领导。加强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领导,必须准确把握我国基本国情与时代特征,持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的强大生命力。

  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是中国百年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启示,是接续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百年来,中国之所以能带领中国人民迎来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其根本在于中国无论是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逆境还是顺境,始终如一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从未放弃或动摇过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习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

  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历史视野来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依然处在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在《宣言》中所深刻阐明的“两个彻底决裂”“两个必然”“两个绝不会”的时代,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与反斗争,演变与反演变还将长期存在的时代。站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起点,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其本质关系就是共性与个性、普遍与特殊、本源与派生、源与流、根与枝的关系,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源”,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丰富和发展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推进科学社会主义向前发展。

  从中国百年探索、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所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被实践证明了其正确性的科学社会主义。它的本质仍然是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蕴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之中。正如习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植根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

  从21世纪社会主义发展大势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坚定不移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坚守科学社会主义本色,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拓展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为解决人类发展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坚定马克思主义和信仰是中国百年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启示,是确保接续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之源。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国成立之时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坚定不移的指导思想,把作为自己最高理想追求。100年来,在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人始终坚守理想信念毫不动摇,无数人和革命烈士之所以不惜流血牺牲,靠的就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和信仰信念。坚定的理想信念已经成为中国最鲜明的政治品格和中国人的精神支柱及政治灵魂。

  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用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和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树立起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和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结合、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推动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国百年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启示,是接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力量。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习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百年来始终牢记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的位置,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人民群众是中国执政的最大底气。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中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先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伟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不断地向前发展,就是因为中国始终紧紧依靠人民群众。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民共同富裕必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风险,必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加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凝聚民心,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人民群众是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根基和力量之源。

  [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

  [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

  [5]《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

  [6]《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1年。